[时事资讯] 教科书里不会讲的历史：政府与皇室究竟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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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4月的16日，台湾淡水文理学院，应国民党当局邀请，刚刚讲完”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的钱穆，到该校新落成的大礼堂讲学。自年初以来，“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的演讲已轰动学界，整理出版也是水到渠成。熟料，就在演讲尾声，一大块水泥从屋顶坠落，生生砸在钱穆先生头顶，当即头破晕厥，被急送台中抢救，好在性命无碍，又在病中得佳人悉心照顾喜结良缘。

飞来横祸中，良缘也裹挟前来。什么是得，什么是失，勘破命运有几人？人生的得与失胶着难辨，看历史，梳爬历代王朝政治的得与失，又何尝不是如此？这是我从钱穆先生《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里窥见的洞见，他说，历代政治制度，从一开始理想的设置，到后来的繁复变异，一旦出了毛病，就来修修补补，最终反倒病上加病，于是，好的制度，理想的政治设计，最后却困死在上面，成为压死王朝的最后一根稻草。记住这段话，这是本书的警世恒言。

且来聊聊这本《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吧。在以晦涩、烧脑、高冷、无人问津著称的学术书中，此书常年占据大众图书畅销榜，绝对算是一朵奇葩。大师就是大师，两千年政治得失，几万字就抖落个一清二楚。再把几万字抖一抖，你会发现，它只是钱穆先生五节课加起来10个小时说的话，这天怎么聊的呢？以汉、唐、宋、明、清五个朝代为纵向的经线，从政府组织、百官职权、考试监察、财经赋税、兵役义务五个横向的维度，吧啦吧啦，你可以想象那画面，口若悬河，舌灿莲花，众横捭阖，恁是把两千年中国政治制度侃了个通透！

精彩的历史，从来不应该被鸡零狗碎的野史八卦抢了风头。如果说，从前皇帝发布政令必须宰相或政府部门批准才能生效，你一定怀疑这是歪曲历史，而这恰恰才是古代政治制度最初的设计。

要饭出身的朱元璋当皇帝之前，中央政府是怎么分配职权的呢？皇帝，国家的元首，宰相，政府的老大，什么官员升迁调度、赋税经济、司法诉讼、国防兵役、货币盐铁，等等，全都汇总到宰相这里。从秦汉到唐宋元，无论宰相这个存在是一个人还是演化成一个部门，基本上活都是这么干的，钱也是这么花的，政府的归政府，皇宫的归皇宫。

不想这么玩的皇帝怎么搞呢？汉武帝、武则天这类狠角色索性就把宰相晾一边，皇帝宰相的活儿一肩挑，自然，那些儒生官员就上蹿下跳指着武则天的鼻子骂：“不经凤阁鸾台何名为敕！”说你这不经政府的中书省盖章直接发布政令算什么玩意儿？武则天的儿子，唐中宗就没他妈那么霸气，但又想给哪个妃子的爹啊兄弟升个官儿，怎么办呢？他鬼鬼祟祟地想了个歪招，把诏书的文件袋，斜着封口，黑笔签字，不是朱笔审批，悄悄地夹在一堆诏书中发下去，下面办事儿的一看：哦，原来这事儿中书省没同意，皇帝想走后门，这面子得给。朱元璋上台后一看，宰相算什么玩意儿？去他妈的，统统不要，我老朱家的王朝，世世代代永远不许设立宰相。不用宰相，用谁呢？太监。清人一入关，宰相也没回来，所以雍正一天批奏折都要写几万字，注意，是一笔一划的毛笔字。

这不是说皇帝越来越勤政爱民，相权的一步步沦陷，恰恰是中央集权、帝王专制一步步走向巅峰的表现。

再来看看古代的选官制度。钱穆先生觉得，中国古代社会，不是皇帝老子坐天下一人说了算，说到底它是一种士人政权。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管理国家的不是军人不是商人，是通过考试选拔出来的读书人。没有科举之前，也就隋唐以前，地方官每年都有个政治任务，向朝廷举荐你辖区内的青年才俊，不举荐或者尽报些草包给中央的，对不起，你的年终考核不达标。

不过，这事儿吧，弄去弄来最后当官的全是贵族子弟，豪门贵族势力越来越庞大，朝廷也惹不起。那不行啊，你看武则天和唐高宗为啥感情好？因为李治这皇帝当得憋屈，处处被大舅长孙无忌那些元老重臣管着嘛，他想自己当家做主就得把长孙无忌褚遂良这些老家伙请出朝堂，武则天有办法啊，她拉拢提拔朝堂里那些地位卑下、出身寒门、平日里受尽贵族官员欺负的许敬宗等人，用寒门士子打垮了关陇贵族集团。

要想不被豪门贵族把持朝政，就得引寒门子弟进入官僚队伍，于是科举取士作为一项国家选拔人才的制度就这么一代代地传承下来了，不管金銮殿上坐着谁，读书人的科举是雷打不动了。只是，除了科举当官，读书人的其他人生道路也被堵死了，如此一来，华夏大地，千千万万青年，全都拥挤到这一条道上，国家官员总数有限，科考竞争者却越来越多，怎么办？官僚体系像变面团一样发酵，多弄些官员名额，让更多的人进入官员候补队伍，排队候着。这政治体制就越来越像个死胖子，肥胖臃肿行动迟缓，悲了个催！天下最聪明的读书人，全成了国家政治肌体里冗余的脂肪！

从最初的完美设计，到后来沦为社会进步的桎楛，科举之殇不是唯一的。钱穆先生在这本书里讲到，国防兵役制度、经济赋税制度，都是这么个流变趋势，从一开始理想的设置，到后来的繁复变异，一旦出了毛病，就来修修补补，最终反倒病上加病。

比如汉代是兵农合一，也就是全农皆兵，把国防武装寄托于农民的生产集团，生产集团同时就是武装集团。但时间久了，这样的民兵训练不精，真正打仗起来也不顶用。所以唐朝人就就换了一种玩法，也是兵农合一，但却是在地方行政区域之外，单独圈一块军事区域，叫折冲府，世代为军人，军队自己养活自己国家不给钱。

这个制度看起来是挺完美的，闲时养猪种地战时打仗，不拿老百姓一针一线。可惜也没有维持多久，军队的腐败一天天严重，府兵呢，社会地位每况愈下，谁见到了都是“臭当兵”的！更悲催的还在后面，这项制度带来了藩镇割据，和前面提到的节度使，一起恶化成唐朝的毒瘤。宋朝的兵制就更可怕了，宋代周边四国全是什么辽金夏虎视眈眈，所以宋朝养了一个庞大的军队，不打仗，还不能退役，但你说不养兵行吗？万一大辽什么的打进来了呢？最后，这养兵一项，就死死地拖垮了宋朝的财政。

至于赋税经济制度，又何尝不是如此？所以钱穆先生在这本书的结尾说：由历史事实平心客观地看，中国政治，实在一向是偏重于法治的，即制度化的，而西方近代政治，则比较偏重在人治，在事实化。西方社会一切政制，决定于选举，选举出来的多数党，就可决定一切。法制随多数意见而决定，所做的变动也是以人为本，以事实为本。中国的传统政治，往往一个制度管一个朝代甚至传承几个朝代，比如宋朝几乎就是照搬唐代，几百年不变，这种因循守旧的制度化下，人的才华自然难以施展，政治也日益衰败。

只是，当我们提起古代中国政治的时候，不用一棍子打死：过去啊，那就是万恶的封建专制……两千年古代中国，从没有一项完全好的或者十足坏的制度，更没有一成不变的制度，坏的只是：用死的制度捆绑活的人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