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事资讯] 中国历史上真的是北强南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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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海宗，《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商务印书馆，2014年

陈寅恪：内治修乱决定南北强弱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商务印书馆，1943年（下文简称此书为陈书）

陈寅恪在书中，有一章“外族盛衰之连环性及外患与内政之关系”。此章综论唐代与周边民族的盛衰关系，其中涉及到南北形势处甚多。

首先，陈寅恪盛赞“唐代武功可称为吾民族空前盛业”。探究中国与外族竞争胜利缘由，陈书指出除了中国自身的精神与物力之外，“亦某甲外族本身之腐朽衰弱有以招致中国武力攻取之道，而为之先导者也。”北方外族本身的腐朽是中国胜利的重要原因，唐代灭突厥可为陈书的论据。突厥之灭，“一为境内之天灾及乱政，二为其它邻接部族回纥薛延陀之兴起两端”。中国有机可乘，唐太宗英武知兵，所以，唐代打败了北边的突厥。

唐代打败突厥后设置安西都护府北庭都护府

其次，对于唐代后期的不敌北方。陈书认为一是由于府兵制的破坏，而是由于内政不修。府兵长期服役，不堪重负，后来兴起地方节度使的征兵制和外族兵。征兵为逐渐为节度使控制，外族兵在安史之乱后常助中国平叛，故地方与外族渐强而中央衰落。在内政上，陈书认为黄巢起义等事更削弱了中央军力，“舍胡兵外，殆不易得其它可用之武力也。”唐代后期常常对北边的沙陀“忍耻曲宥”，“则外族与内政关系之密切可以推知也。”

综上所述，陈书认为内政修乱与外族盛衰的互相影响，才是唐代南北强弱的综合原因。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吕思勉：南强北弱才是历史真相

吕思勉：《论南北民气之强弱》，《中美日报》堡垒，1938年（下文简称此文为《民气》）；吕思勉：《历史上之迁都与还都》，《启示》第一卷第一期，1946年（下文简称此文为《迁都》）

在《民气》一文中，吕思勉对“北强南弱”的说法，提出商榷，认为这是“向来的一个误解”。

首先，《民气》一文分析了“北强南弱”的一个重要原因，即认为汉族人起源于黄河流域。然吕思勉的意见是，汉人起源于东南而迁居于西北。对于《史记》中“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之说，《民气》分析了其中所举的周朝兴盛、秦灭关东、刘邦统一的史实，并一一破解。吕氏先引用钱穆对周朝起自山西的考证，批驳周朝兴于陕西之说。春秋战国时期晋、楚、齐、秦交替强盛，并非是处于西北的秦国独强。刘邦灭项羽所依靠的力量也不是秦兵，刘项之争其实是山东军队之争，并非是西北战胜了东南。

其次，《民气》从经济重心的转移的角度，论证南北形势。吕思勉认为先前经济重心在北方则政治中心在北方，后世经济重心在南方则政治重心也随之南移。所以，表面上看起来北强南弱的局面，实际上是“南强北弱”。

再次，《民气》强调文明民族被野蛮民族的征服，其实是一种历史误解。历史上好像中原王朝常败于北方蛮族，实则不然。吕思勉指出国家民族的强弱，“精神物质两条件不可缺一”。野蛮民族的盛衰除了民风彪悍外，如果社会组织太差也不是中原王朝的对手，初期的辽、金既是例证。

此外，《民气》还着重论述了自明太祖朱元璋到民国革命时期南方势力的逐渐抬头。其落脚点是，当时的中华民国虽然据守西南，但由于南方势力的渐强和民族的组织力、自信心的增强，必然能打败日本侵略者。

朱元璋北伐示意图

在《迁都》一文中，吕思勉主要从都城选址的角度，论证南北强弱。他说：“中国在前代，建国的重心，实在黄河流域。当这时期，能向西、北两方面拓展，则规模远大，国势可以盛强。若退居河南，徒和当时富力的重心山东相联络，则未免易即于宴安，而国势亦渐以陵替。”在这点上他与钱穆《国史大纲》中的说法相通。东汉建都洛阳，国势已经弱于西汉，西晋灭亡之后，长安、洛阳陷于外族，南迁的中原王朝建都江南，势力不振，屡为北方所败。

唐代之所以恢复到汉代的盛强，《迁都》认为是由于建都长安，形势为盛。等到宋代建都开封、杭州，则胡马南下再难遏制。到明末清初，南明政权的灭亡更说明了建都地点与南北强弱的关联性。

到抗日战争时，国民政府为了抗战大局迁都重庆，但此时的形势并非历史所谓的“北强南弱”可比。从宋代以来，中国据南岭以御北胡，明末诸王与太平天国均说明南方力量之强。民国革命也能以南克北，所以这次抗战，“以西南、西北为根据地，卒奏克捷之烈，而有今日光荣还都。”此时当然是南强北弱。

综上所述，吕思勉论南北强弱注重社会组织、经济重心、建都位置、民族精神的综合作用，其落脚点在于证明抗战的必然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