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闲聊灌水] 你知道1942吗?温故一九四二 任何华人都应该看完

-->       《温故一九四二》讲述了一个关于饥饿的故事。1942年，河南大旱，灾民3000万，河南成了母亲煮食自己婴儿的地方。关于饥饿，有“我姥娘”“我花生二舅”的记忆，也有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的考察，共同记录了一个民族最不应该忘却的一次灾难。

　　2011年2月25日冯小刚表示要拍一部关于“母亲”的电影，坊间按图索骥，猜测其新片极有可能是《温故1942》，这次，他希望影片的总票房能抵得上2010年两部的票房。

      1993年，刘震云的《温故一九四二》发表，讲述的是1942年，中原大旱，灾民3000万饿死和逃亡的故事。刊登后，立刻有人批评：刘震云创作懒散，用不同的材料拼凑小说。而《温故一九四二》结尾处耸人听闻的结论，更是极大地挑战了人们的道德神经与民族情感。

　　有读者普遍反映《温故一九四二》故事过于惨烈，但刘震云不这么认为，“这本书是喜剧，不是悲剧。它最大的震撼不是三百万人死了，而是三百万人死后我们对事件的态度。我们河南人在临死时总会为世界留下最后的幽默，比如我要死时可能会想起邱华栋：老邱是两天前死的，我值了。
　　世上所有的悲剧都经不起推敲，悲剧之中，一地喜剧。《温故一九四二》引起我震动的，不是这场悲剧，而是各种层面错位之间出现的幽默。”

　　在日华人女作家刘燕子翻译的中国作家刘震云作品《温故一九四二》(监修：竹内实)，近日由福冈的出版社中国书店出版发行。曾因掀起“新写实主义”潮流、并因担任冯小刚电影《手机》编剧的刘震云表示：“在中日关系处于非常冷淡的时期，我的小说能在日本发行，具有深刻的意义。”

　　据《日本华人周报》报道，《温故一九四二》以1942年抗日战争中的中原河南大饥荒为背景，在那场饥荒中，当地农民饿死300万人，3000余万人逃亡。出身河南的刘震云经过实地调查和对老人的采访，创作了这部纪实色彩强烈的小说，也记述了侵华日军向受难中国农民提供救济粮食的史实。这部小说于1993年发表，目前在中国再版，并可能将被导演冯小刚拍摄成电影。


　　刘震云表示，这部小说的用意决不是要美化抗日战争中日军的侵略行为，而是要通过中国农民的粮食被中国军队夺走，反而由日本侵略军“返还”的奇怪现象，来揭示战争的愚蠢荒谬。他还指出，这部小说也有助于读者理解中国的现代历史进程，因为蒋介石政权的失败原因正在于他无论是抗战还是内战中，都忽视了尊重农民的必要性。

　　翻译《温故一九四二》的刘燕子女士是湖南人，曾获大阪教育大学硕士和大阪市立大学大学院教育学博士前期学位，多年来致力于推动中日文化交流事业，不仅翻译介绍了很多日本文艺作品和资讯在中国发表，也将一些中国文艺作品翻译成日语子在日本发行。2000年，她和一些志同道合的在日华人文学爱好者以及部分日本友人联手创办了中日文双语文学杂志《蓝》，并担任主编之一，在中日两国文化界乃至世界汉学界都产生了广泛影响，更为在日华人社群的文化发展添加了可贵的色彩。此外，刘燕子也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和中日友好事业，曾为揭露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历史的东史郎先生担任翻译。



      有良知的新闻媒体对一九四二年发生在中原河南那场大灾荒的披露，打破了蒋介石的全盘布局，他对三千万人民生命的漠视，最终失去了所有的人民。

　　一九四三年，在美国《时代》周刊驻华记者白修德看来，这是他人生中的转折之年，也是“所有记忆中最为刻骨铭心”的一年。此前，他是蒋介石忠实的拥趸，称其为“团结的象征，人民的偶像”，他认为“中国想成为一个民主国家……必须在极权统治下再坚持一段时期才能成熟地步入民主社会”，并为此不遗余力地高调赞扬中国军队，呼吁美国对华援助；此后，他对蒋介石的评价变为:“这畜生……牺牲了无数个中国生命，我为此痛惜不已。”

　　这一年，心灵遭受重击，导致巨大转变的绝不止白修德一个人。这一切源于此年二月重庆《大公报》刊载的一篇报道。回忆起这篇报道，晚年白修德说:“一九四二年是大旱之年，我们在重庆得知，河南的农民正在濒临死亡。”

　　一九四二年冬，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二十四岁的天津小伙张高峰，刚从武汉大学政治系毕业，就被《大公报》派往河南担任战地记者。从陕西入河南时，他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陇海路上河南灾民成千成万逃亡陕西……火车载着男男女女像人山一样，沿途遗弃子女者日有所闻，失足毙命，更为常事……”

　　到了昔日繁华的洛阳街头，跃入张高峰眼帘的是更加悲惨的景象，到处都是“苍老而无生气的乞丐”，“他们伸出来的手，尽是一根根的血管；你再看他们全身，会误以为是一张生理骨干挂图”，这些苍老的乞丐“一个个迈着踉跄步子，叫不应，哭无泪，无声无响的饿毙街头”。

       离开洛阳继续南行，“一路上的村庄，十室九空了”，饿狗畏缩着尾巴，“在村口绕来绕去找不到食物……吃起了自己主人的饿殍”。

　　在叶县，他看到当地老百姓吃的是花生皮、榆树皮、一种毒性很强的野草“霉花”、甚至是干柴……所有人的脸都是浮肿的，鼻孔与眼角发黑，手脚麻痛。物价已经涨到不可理喻的程度，许多人被迫卖掉自己的年轻妻子或女儿去做娼妓，而卖一口人，还换不回四斗粮食……
　　“先生，官家什么时候放粮呢？”一个小孩子问张高峰。

　　“月内就放”，张高峰只能用谎言安慰他。这谎言让灾民们“绝望了的眼睛又发出了希望的光”，但“希望究竟是希望，时间久了，他们那饿陷了的眼眶又埋葬了所有的希望。”

　　如果说天灾带给张高峰的是无比悲痛，让他出离愤怒的则是随处可见的人祸:拿着柳条抽打灾民的警察、强逼纳粮的地方政府、不知所踪的赈灾款项、自欺欺人的官方说辞……

　　于是他奋笔疾书，把此行所见所闻写成一篇六千字的报道，发表于一九四三年二月一日的《大公报》。这篇报道最初的题目叫《饥饿的河南》，张高峰愤怒地指出:“灾旱的河南，吃树皮的人民，直到今天还忙着纳粮！”



　　张高峰的报道，题目被谨慎的编辑改为不温不火的《豫灾实录》，但仍一石激起千层浪，在各界引起强烈反响。次日，社长王芸生亲自撰写社评《看重庆，念中原！》，将矛头直指当政者。他将逼灾民纳粮的官员比作“石壕吏”，更提出质问:中央宣称的赈灾款项为何迟迟未能到位？政府既然可以“无条件征发一切物资来分配分售”，为何不征发既得利益集团资产用于救灾，却对灾民敲骨吸髓“照纳国课”？王芸生还引援了一条政府喉舌中央社发自河南的消息:“豫省三十一年度之征实征购，虽在灾情严重下，进行亦颇顺利……征购情形极为良好，各地人民均罄其所有，贡献国家。”对这冠冕堂皇的欺世之言，王芸生评论到:“罄其所有”四个字，实出诸血泪之笔！

　　这前后一通讯一社评，惹得蒋介石勃然大怒。二月二日晚，他下令《大公报》停刊三天。不仅如此，三月初，尚在河南的张高峰被国民党豫西警备司令部逮捕，并遭刑讯。王芸生为此去找蒋介石秘书陈布雷询问究竟，陈布雷告诉他:“委员长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灾，说是省政府虚报灾情……严令河南的征实不得延缓。”

      《大公报》被停刊激怒了一向为蒋介石说好话的美国记者白修德。白修德决定和他的朋友，《泰晤士报》记者哈里森·福尔曼一起奔赴河南，看看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和张高峰一样儿，这两个外国人被河南修罗地狱般的场面震呆了:无穷无尽的难民队伍，随时因寒冷、饥饿或精疲力竭而倒下；寻找一切可以吞咽的东西来吃的饥民，因此而失去生命；一群群恢复了狼性的野狗，肆无忌惮地吞噬着死尸……最触目惊心的，母亲将自己的孩子煮了吃，父亲将自己孩子煮了吃……有的家庭，把所有的东西卖完换得最后一顿饱饭吃，然后全家自杀……

　　“没有人真正了解河南大灾的严重程度。官僚机构一层层掩盖着灾荒的真相……”和张高峰一样，白修德出离愤怒:这个政府非但不作为，而且变本加厉盘剥灾民。军队征走了农民的所有粮食，仓库里堆满了吃空额剩余的粮食，军官们便通过黑市倒卖这些粮食中饱私囊。教会和清廉的官员，却要花高价从黑市上买来粮食用于赈灾。当一九四二年秋收税粮征齐之后，政府才伪善地宣布免除河南一九四三年征税。

　　一九四三年三月二十二日，白修德的报道《等待收成》刊发在美国《时代》周刊。

　　《等待收成》在美国引起了轰动，也带给蒋介石前所未有的舆论压力。此时正值宋美龄在美国巡回作秀、讨要贷款最关键的时刻，这篇文章不啻一颗重磅炸弹，极有可能打碎蒋氏夫妇全盘计划。

　　而另一方面，白修德迫不及待想要见蒋介石。在他看来，蒋介石是被手下的层层官员蒙蔽了。后来，他见到了蒋介石，但蒋介石“脸上带着明显的厌烦神情听我讲述”。他告诉蒋介石灾民纷纷饿死的惨状，官员们征税和敲诈勒索的丑行。蒋介石一开始对此矢口否认，但当白修德拿出大量现场照片后，“总司令的腿开始轻轻抖了一下，有点神经质地抽搐。”

　　蒋介石问了照片的来历，又询问了很多官员的名字，还拿本子和毛笔记了下来，表现出要整顿这件事的决心。二十分钟后，白修德被送出了总统官邸。但之后发生的事，让他彻底看透了蒋介石。“的确有人受到处分弹劾甚至掉脑袋了”，比如洛阳电报局那个将白修德的文章发往美国的发报员。

　　蒋介石真的不知道灾区的事吗？张仲鲁，这位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时任国民政府河南省建设厅厅长的老人，在数年之后道出了实情。

       一九四二年夏，河南灾情初现，蒋介石便接到了军方密报。他于第一时间赶往西安，召开紧急“前方军粮会议”。在会议上，蒋介石宣布:本年河南军粮配额减为二百五十万石——并没有免掉。河南省政府随即指派大员分头出发，一面督催军粮，一面视察灾情。在张仲鲁看来，他们真正的目的本就是催缴军粮，至于救灾，不过是“粉饰门面，欺骗百姓”。

　　就在蒋介石宣布减低河南军粮配额后不久，粮食部长徐堪却把二百五十万石改为了二百五十万包。一石小麦约为一百四十多斤，一包约为二百斤，这一字之差，逼死了多少穷苦无告的农民！张仲鲁回忆说:“超额完成征收军粮任务的河南粮政局长卢郁文，却受到了蒋介石的记功褒奖。”

　　抗战爆发以后，几十万军队驻扎在河南，军粮、草料、兵源全部“就地取材”。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二年，河南出兵出粮均列全国之首。异常沉重的兵役徭役和赋税，使得河南民力物力财力早已枯竭，即使是在风调雨顺的年头，农民交完赋税后也只能靠野菜杂粮勉强度日；遑论一九四二年全省遭灾，麦收只有一两成，秋粮完全绝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