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heluo 于 2012-3-26 23:54 编辑 转一些评论过来供大家参考说说《武训传》解禁：武训不足为训
作者：刘琅
日前，号称“新中国首部禁片”的电影《武训传》在沉寂了近六十多年后重新发行。我觉得这是件好事，有心人会看到毛为之大动肝火的《武训传》是什么样一个真面目。
其实，现在百分之九十九的年轻人对武训完全无感。有关部门和媒体如此热衷，也是意味深长的一件事。王朔讲过一个故事，有个父亲教育孩子说，你不要相信书上叫人学好，那都是写书的人想别人做好事，好让自个儿做坏事。我也有点小人之心：这样可着劲儿宣传武训以及当代武训白礼芳，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武训将把教育“交给社会”，一方面大力加强慈善办学体系，办法是给捐款和慈善者立牌坊和功德碑什么的，刺激慈善力量投入办学，取得办学投入的增长；一方面，武训将把所有校长、老师和学生通过集中培训，让他们学会讨钱的本领。古代武训，如果给他一个机会，他能珍惜，那么他一定推行他办学的成功经验，建立起全国、以至全世界范围内的“希望工程”--说白了，不过是慈善捐款和乞讨办学制度！
新中国以来教育事业所取得的成就，靠的是谁？难道是武训们及其“希望工程”吗？不，是靠推广全民识字率的推进。新中国的废除土地地主所有制，就是要废除封建贵族教育的经济基础，使所有农民的孩子可以受到现代教育。
后来穷人上不起学，又是为了什么？不就是走了武训的路吗？希望工程不也是当代的武训工程吗？
前两年，教育部公布了2010年年度工作要点，表示“今年要促进全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比例4％目标的实现”。教育经费占GDP4％，其实并不是一条高标准，世界上多数国家的教育投入早就在4%以上。美国、日本、韩国、印度，教育占GDP的比例是4.7％~7.4％，中国比美国、日本低可以理解，而低于印度（7．1％）就说不过去。就这么低的一个指标，说了16年，也仅仅是说说而已。
几十年来，嘴上说“再穷不能穷教育”，但事实上，中国的教育开支仅是联合国规定标准的三分之一，列全世界倒数第四，比非洲穷国乌干达还低！看来，我们的确“不差钱”，差的是对教育的重视。
国家投入是没指望了，那么，谁是中国教育的脊梁呢？不可思议的是，这一重任竟然要武训老人来扛。
在天津有一位蹬三轮车的老人，现已八十五六岁了，十几年来靠自己蹬三轮车赚来的血汗钱，资助了近200个大学生的学费与生活费，曾受到多位国家领导的赞誉和接见。他就是白芳礼老人，人称当代武训。
初听这事，我觉得让一个八十几岁的老人而且还是蹬三轮车的老人，用自己那么一脚一蹬踩出来的血汗钱，去供那么多青春年少的大学生吃饭、穿衣和上学，实在太有点残酷了，也太……总之我心里有种说不清的滋味。
自从那个大眼睛的小姑娘上了希望工程的海报，中国的农村教育就交给现代的武训们。希望是美好的，数字是无情的：希望工程运作十数年，也不过区区几个亿或者是十几个亿了，不过是区区广州一个区区BRT工程的钱，更不用说倾举国之力的世博或者奥运会了。说真的，作为泱泱大国，办教育居然要靠这么一点点“希望”，这本身就是笑话。我真不知道那些宣传希望工程的官员们为什么不脸红。
他们不但不脸红，还感动得很，似乎忘记了，八八年以前大学是免费的，后来收费也不很高。开始搞教育产业化以后，中国的大学学费猛增，西部一个壮劳力需要不吃不喝工作三十五年才能供养一个大学生（《南方周末》）。高中的收费也在不断增加。靠希望工程，靠爱心人士捐助，永远填不干净收费的无底洞。
世界上一百七十多个国家是免费义务教育。很多穷国大学免费或收费很低。我国则直到本届政府才真正开始在农村实施九年义务教育，但是读幼儿园的费用比读大学还高。是国家没钱吗？鬼才信。
说到底，这还不是一个重视不重视的问题，而是“依靠谁、为了谁”的问题。我不否认他是好人，但我还是要说一句：武训不足为训。
2012-3-23风之谷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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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武训传》将铺就中华民族通往地狱之路
作者: 一息尚存
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被封杀的电影《武训传》不仅在近日解禁了，而且在公映之前，便大量发行了该片的DVD。据互联网上发布，由于国内主流媒体的热炒，最近几天，在京沪等城市，《武训传》这部影片的DVD已经到了一碟难求的程度。《武训传》刚一解禁便会受到如此的热捧，这绝不仅仅是由于到今年该片已经被封杀了六十多年，而是更与这部影片被封杀的原因有关。
《武训传》这部电影之所以被封杀，是源于该片在上映不久便受到了毛泽东的批判。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是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一九五一年由于毛泽东亲自发动并领导的第一场对旧的思想文化进行批判的运动。一九五一年的中国，不仅国内建设异常艰难，而且还更承受着抗美援朝的艰巨负担。在国家和民族如此艰难的时刻，而毛泽东却发动了对一部电影的批判，这就只能从武训其人的经历，尤其是从武训的这个名字去理解了。
武训是清朝末年山东堂邑县（今聊城西）武家庄一个武姓贫苦农民的儿子，生于一八三八年，卒于一八九六年。幼年时的武训家里很穷，以至于穷得武训不仅不能上学，甚至都穷到了连个名字都没有的程度。由于没有名字，因此人们就只能按照家族的排行称其为武七。成年后的武七深感没有文化的苦处，为了让像他那样的穷孩子能读上书，武七决定兴办义学。但是由于无钱办学，于是武七就想出了这样一个先去乞讨，用乞讨得到的钱购买土地出租，然后再用出租土地和继续乞讨得到的钱购买更多的土地出租以积累办学基金的办法。为了乞讨，武七有时甚至不惜侮辱自己。在积三十年的乞讨和出租土地的辛劳之后，武七积累起了一定的基金，并先后在堂邑、馆陶、临清办了三所义学。义学兴办起来之后，武七的声望也开始大噪。出名之后，武七“行乞兴学”的行为，不仅受到了当时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赏，而且还更受到了当时满清政府的褒奖。清政府不仅赐给了他“训”字的这个名字，而且还封其为“义学正”，并赏穿黄马褂。后来，武训“行乞兴学”的这种精神，也受到了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的极力推崇。一九四四年夏，陶行知先生在重庆将一本《武训先生画传》送给了电影编导孙瑜，并建议他把武训一生“行乞兴学”的事迹拍成电影以宣扬武训的精神和做法。经陶行知先生的介绍，孙瑜也深为武训“行乞兴学”的独创精神所感动，于是便开始收集资料，并草拟了拍摄提纲。
一九四八年，孙瑜写出了《武训传》的电影剧本，并于当年就在中国电影制片厂开始了拍摄。但是由于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该片便始终未能完成拍摄。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武训传》这部影片才由上海昆仑影业公司于一九五0年十二月完成摄制，并在一九五一年初开始在全国公映。
电影《武训传》在全国刚一公映，立刻就博得了社会上的一片赞扬之声，而各报刊也更是纷纷发表文章，对该片予以了充分地好评。
一九五一年二月二十一日晚，中南海的小礼堂放映了电影《武训传》，由周恩来总理和胡乔木出面召集，一百多位中央各部门的负责人到场观看了该影片。在影片的放映中，礼堂内不仅掌声不断，而且朱德还不时地发出爽朗的笑声。放映结束后，朱德又特意握着导演孙瑜的手说：“很有教育意义。”
另据孙瑜在三十多年之后的回忆：“电影《武训传》受到全国人民赞扬后，中央领导同志集体观看了这部片子。后来周恩来总理在接见我时，我向他汇报了拍摄电影《武训传》的情况，总理很有兴趣地听我介绍，之后，他说：‘对武训本人，我知之甚少，但诸多民主人士在重庆的两次声势浩大的宣传武训的活动，在当时的《新华日报》上作了充分的报道。那时，我才晓得他是靠乞讨积钱而办成功几所学校的，实在很不容易，扫盲和教育救国始终是我党和民主人士的共同责任，至于电影嘛，我自己认为拍得不错，看了很感动人。’”
就在电影《武训传》不仅得到了全社会的一片褒奖，而且还受到了党和国家的许多高级领导人赞誉的时候。
一九五一年的五月二十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由毛泽东亲自修改审定的题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的社论，从而拉开了对电影《武训传》进行批判的序幕。
虽然电影《武训传》宣扬了一种乞求意识而贬低了斗争和反抗的精神，但是对一个已经死去了几十年的人以及以其为蓝本拍摄的一部电影，毛泽东绝不会如此地重视。毛泽东所重视的应该是那些党和国家领袖级人物对宣扬了乞求意识而贬低了斗争和反抗精神的《武训传》这部影片的态度，以及他们通过对这部影片的态度而反映出来的真实的思想状态。从对《武训传》的态度上，就能充分反映出这些领袖级人物的思想认识仍然还停留在“老子打天下，老子就应该坐天下”的历史阶段上。只不过由于他们大多都来自与社会的底层，所以无不认为自己是一个了解民间疾苦和关心民间疾苦的“好皇帝”而已。就是由于这些身为党的和国家领袖级人物的思想状态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要求还相距甚远，所以毛泽东在亲自审定并做了大量修改的《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的这篇社论中，才发出了如此严厉的质问：“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他们学得了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但是一遇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具体的历史人物（如像武训），具体的历史思想（如像电影《武训传》及其他关于武训的著作），就丧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则竟至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一些共产党员，自称已经学得的马克思主义，究竟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更能准确地反映毛泽东批判《武训传》真正原因的，是毛泽东在《在审阅杨耳〈评武训和关于武训的宣传〉稿时加写的几段文字》这篇文章中的一段话：
“现在，估且不说武训办学的方法和结果，单说武训办学的动机，即是说他真想要使穷孩子识字，借以改变穷人们的悲惨地位，这种想法，难道是不正确的吗？我们说，武训自己怎样想是一件事，武训的后人替他宣传又是一件事。武训自己一个人想得不对，是极小的事，没有什么影响。后人替他宣传就不同了，这是借武训来宣传自己的主张，而且要拍成电影，写成著作或论文，向中国人民大肆宣传，这就引起了根本问题了。”
二十四部正史，记满了中华民族因外来侵略而遭受的无尽屈辱与苦难。正是历史上发生过大量的这些非亲历者都无法想象的屈辱与苦难，才使中国人悲怆地喊出了：“宁做太平犬，不为离乱人”。有着五千年文明历史的中华民族之所以屡遭外来侵略，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民族的性格太过懦弱。而我们这个民族的性格之所以懦弱，又是由于小农经济生产和受儒家学说中的实用主义思想加机会主义人生哲学的毒害才造成的。大泽乡起义的农民领袖陈胜和吴广之所以能成为英雄，就是因为受“等死”这一客观条件的逼迫。因此大泽乡起义的过程，清晰地反映出了陈胜和吴广等人的实用主义思想加机会主义的人生哲学。就是这种懦弱的民族性格，所以才不仅造就了大多数中国人的看客心理，而且更赋予了大多数中国人超限度的忍耐力。如果没有这种超限度的忍耐力，那么从安徽阜阳到深圳创业的那个杨武（媒体报道时的化名），也忍受不了亲眼看着自己的妻子被人毒打并强奸这个长达一个小时的过程。
当年，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进行长达二十八年时间的革命过程，也是一个教育、帮助党内许多同志提高认识问题的能力和改造中国人的国民性的过程。
直到今天，任何人也无法否认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才取得的这一认识。而毛泽东思想，则是毛泽东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才创立的。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写在马克思和列宁的浩瀚著述之中，但是对于什么才是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体制内的党史研究和理论工作者大多都认为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就是当时的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所以不仅经济十分落后，而且人民由于遭受着国际上的帝国主义和国内的地主资产阶级的双重剥削与压迫，命运也更为悲惨。
经济十分落后，人民由于遭受国际上的帝国主义和国内的地主资产阶级的双重剥削与压迫而命运也更为悲惨，这确是当时中国社会的现状。从这个表面的现状来看，当时的中国人似乎应该更具有革命的要求，更充满革命的热情。但是，如果按照人类社会的一般规律，任何人都将很难正确认识中国革命的问题。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不仅要看正确地认识中国社会的表面现状，而且更要能够正确地去认识中国人的心理。瞿秋白、李立三和王明等三位中国共产党早期的最高领导人和其他许多领袖级的人物，就是由于只看到了中国社会的表面现状而并没有真正地了解中国人的内心世界，而无不想当然地认为在国际上的帝国主义和国内的地主资产阶级的双重剥削与压迫下而命运更为悲惨的中国人民，更应该具有革命的要求和革命的热情，所以才接连犯下了三次左倾路线错误。无论在任何的时代背景下，决定一个人能否主动投身革命的主要因素，不是他是否具有进行革命的要求，而是他是否具有敢于投身革命的勇气和胆量。就是由于深刻地认识到了中国革命的这个真正的具体实践，所以毛泽东才认识到了中国革命将是一个艰苦而漫长的过程，才探寻出了“农村包围城市”的这样一条具体的革命道路。对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的这种认识，当时党内的许多同志，尤其是那些领袖级的人物，几乎没有一个人认同，直到后来在毛泽东的耐心教育、帮助下，特别是当毛泽东创立的中国工农红军在他们错误与低能的领导下几乎全军覆没了的时候，才终于提高了一些认识问题的能力，才终于在“遵义会议”后接受了毛泽东的领导。而“遵义会议”之后，中国革命也真的开始了从胜利走向了胜利。
任何一个人的认识问题能力的提高，都必须要经过一定的过程。而一个民族的国民性的改变，则更需要一定的时间和条件。就是由于国民性的这个原因，所以虽然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是不惧艰辛地为了全体中国人民、是不怕牺牲地为了中华民族；所以尽管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拥有着真理、充满了正义，但是直到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成立了的时候，中国共产党也才只有四百四十八点八万名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更是只有五百多万人。而且这些党员中，还有许多人都是怀着像小说《红岩》中的叛徒甫志高那样的强烈投机心理，在眼见革命即将胜利的时候，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正是许多人的投机心理，才使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从一九四五年“七大”
召开时的一百二十余万人，猛增到了一九四九年的四百多万人。特别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虽然到一九四九年时已经发展到了五百多万人，但其中不仅有大量的以个人身份补充进来的国民党军俘虏，而且更有成建制的改编进来的起义或投诚的国民党部队。
从一八四0年到一九四九年，中国的人口始终保持在四亿多，而一九四九年的时候更是多达四亿五千多万。然而无论是在反抗日寇侵略的争取民族解放的抗日战争中，还是在国共两党进行阶级大决战的三年解放战争里，四亿多中国人却只有不到零头的那些人参与到了其中，而其他四亿多人却躲在了一边，苶呆呆地再一次充当着历史的看客。在毛泽东领导的这场长达二十二年的武装革命过程中，包括毛泽东的六位亲人在内的许许多多的中国共产党人以无私奉献和不怕牺牲的精神，教育了中国人，感染了中国人。所以，毛泽东领导中国武装革命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改造中国人的国民性的过程。而也正是由于国民性的这个问题，所以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才不仅要经历二十八年的艰苦而漫长的过程，而且还必须首先要跨越民族革命的这一关。而苏联的“十月革命”，不仅能在一夜之间就取得了成功，而且更是省却了民族革命的这一关键环节。
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虽然成立了，但是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那样：“夺取全国的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在语重心长地谆谆告诫全党同志的时候，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尽管国民党反动政权即将被打垮，但是中华民族所受到的外来威胁却远远没有过去，如果不愿中华民族因遭受外来侵略而发生的历史悲剧重演，那就不仅要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加快国内建设的步伐，而且更要彻底改造中国人的国民性。而改造国民性，那么必须首先就要从改造我们这个民族的以儒家学说为主干的传统文化做起。
尽管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如今电影的传播功能和对人的影响教育能力已经被电视和互联网所取代，然而在一九五二年的时候，电影还可以堪称是中国实施教育的最强劲的方式。
不用说武训兴办的义学所教授的完全是儒家的《四书》、《五经》等内容，而且武训兴办义学过程的本身，则更是将儒家学说中的实用主义思想和机会主义人生哲学发挥得淋漓尽致。因此电影《武训传》所宣扬的，那就只能是儒家学说中的实用主义思想加机会主义人生哲学，那就只能是儒家学说中的明哲保身这种投机心理了。周恩来和朱德，都是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而与毛泽东并肩战斗长达二十多年的战友。在并肩战斗的过程中，周恩来和朱德都曾经有过与毛泽东的认识不一致的经历。而造成他们认识不一致的原因，就是对问题的认识能力。尽管中国革命的挫折和毛泽东的帮助、教育，曾经使他们提高了认识问题的能力，但是从他俩在对待电影《武训传》的态度上所反映出来的真实思想状态，说明了他俩的认识问题能力的提高，还只是阶段性的。从这种现象中，毛泽东不仅看到了中华民族未来的危险，而且也更看到了通过国民性的改造从而在我国的广大劳动人民群众当中培养贯彻坚强不屈的精神和民主意识以及提高认识问题能力的艰难。
上个世纪初，尽管在采取那种方法来拯救深陷亡国灭危机之中的中华民族这个问题上不同阶级的人有着不同的认识，但是在对中国人的国民性这个问题上，不仅毛泽东和鲁迅的心是想通的，而且就连被誉为是平民教育家的晏阳初，也认为造成中国积贫积弱的原因就是民众中普遍存在的“愚、贫、弱、私”这“四大病患”。因此晏阳初认为，若想拯救中国，那就只有首先兴办教育以改变中国人的国民性。为此，晏阳初与一些志同道合的人不仅组成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而且更是从一九二九年开始，就到河北省定县进行了长达八年多时间的平民教育实验，希望能通过教育来改变中国人的国民性并进而拯救中国。
在改造中国人的国民性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始终坚持着正面教育、鼓励和积极主动地去引导的这个方针。师范学校毕业又有着长期而深刻社会实践的毛泽东由于深谙教育的理论，所以不仅很早就发现了“好孩子也是夸出来的”这种心理现象，而且更是深知鼓励和激励在教育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因而毛泽东才总是用“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和“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以及“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等这样的殷切期望和鼓励，来教育中国人民并急切地盼望着中国人的性格能够发生彻底的改变。不仅深谙教育理论，而且同样也精通中国历史的毛泽东更是清楚地知道。由于缺少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所以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才不仅屡屡遭到了外敌的侵略，而且在抵抗侵略的过程中，更是遭到了屡屡的失败。南宋十万军民在蒙古人面前，只知投海自杀，却不敢同敌人血战到底。如果十万人同和敌人拼命，也许中国的历史将会改写。“戊戌变法”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在由于“甲午战争”的失败而满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之后，悲愤欲绝地写下了这样一首七绝诗：“世间无物抵春愁，合向苍冥一哭休，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敌人的凶残与野蛮，激起的应该是我们全民族的仇恨与勇敢；遭受的凌辱和蹂躏，更应该使我们阖族拼命向前。但是因为四万万人只会齐下泪，所以中华民族才不仅遭受了无尽的欺辱，而且还不知何处是神州了。如果四万万人齐奋起，如果四万万人齐努力，如果四万万人齐对敌，那么早就天涯处处是神州了。英国的哲学家培根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至理名言：“性格决定命运”。培根所说的这句话，可能只是针对个人而言。但是如果从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际遇来看，性格不仅能够决定个人的命运，而且也更能够决定一个民族的命运。
武训成名的时候，正值满清王朝处在风雨飘摇之际。此时的满清王朝，由于无力抵御帝国主义的侵略以保护自己的国民，因而不仅严重地削弱了统治人民的能力，而且更彻底丧失了统治人民的道义。所以满清王朝赐给已经成为了社会名人的武七一个与驯字同音的训这个名字，一则可能是为了褒奖武七本人的驯服，二则更可能是要树立武训这个榜样，训育国人都要像武训那样去做，以便有利于维持自己的衰朽统治。从满清王朝在它快要死了的时候却大力褒奖武训和国民党反动政权因无力抵抗日寇的侵略而躲到重庆期间也大力宣扬武训的这种情况看，每一个政权当它在丧失了存在的道义的时候，都会将孔孟之道拿出来抖落一番。满清王朝是这样，国民党反动政权是这样，窃国大盗袁世凯更是这样。尽管成功地南压革命性不坚决的革命党人让步，北逼满清王朝的孤儿寡母退位而窃取了辛亥革命的成果和满清王朝的权柄。但是由于在南压革命党人让步和北逼满清王朝的孤儿寡母退位的过程中，袁世凯耍弄的阴谋诡计大白于了天下，所以袁世凯却并没有取得作为新国家最高统治者所必须拥有的道义。而为了能够蒙混过关，就只能采取愚民的手段。而愚民的做好办法，那就只有宣扬儒家学说。于是，在窃取了辛亥革命成果和满清王朝权柄的第二年，也就是一九一三年的六月二十二日，袁世凯颁布了“尊孔令”。但是尽管颁布了尊孔令，可袁世凯政权的道义合法性还是没有得到丝毫的提高。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袁世凯只好又于一九一四年的九月二十五日颁布了“祭孔令”并亲自到孔庙去祭祀孔子。然而中国的历史早就形成了这样的一条规律，任何的政权只要是走向了反动，那么不管它如何起劲地拿起孔孟之道来抖落，也维持不了多久。果不其然，就在袁世凯颁布“祭孔令”后的第三年，袁世凯本人就和他的“洪宪帝制”一道，一命呜呼了。
《武训传》虽然只是一部拍摄于六十多年前的电影，但是在电视和互联网高度发达的当今这个时代，如果借助电视这个传媒和互联网，一部电影也同样能产生巨大的感染效应。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人的国民性已经再度发生了极大改变的情况下，电影《武训传》的解禁势必将对中国人国民性的改变增添巨大的负面影响。在弱肉强食的西方丛林文化依然占据强势的当今世界，在正面临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和日本等敌对国家强敌压境并且还有东盟和印度等群狼环伺的时候，中华民族一旦彻底丧失了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勇气，一旦彻底改变了生命不息冲锋不止的民族性格，那么等待中华民族的，也就一定是阖族的灭绝。因此，电影《武训传》由于解禁而给中华民族铺就的，只能是一条通往地狱的不归之路。
